王志伟，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事有关清代宫廷历史方面的研究、编辑与出版工作。著有《故宫藏影——西洋镜里的皇家建筑》《光影百年》《乾隆箴言》等，另与人合著《海淀历史文化研究》《南锣鼓巷史话》《建国门史话》等。所编辑的《故宫识珍》《浅谈博物馆陈列展览》等多部作品获选为“全国十佳文博图书”称号。2014年，其与《紫禁城》杂志合作完成的“故宫穿越照”，引爆网络，好评如潮。
清代院本绘画中的圆明园风貌
——兼论《弘历御园行乐图》的写实创作
王志伟
摘要：本文探讨的对象是清代院本绘画中涉及圆明园风貌的作品。在简要分析创作的机构背景——清代画院的基础上，将涉及圆明园风貌的院本绘画分为政治纪实、宫中行乐、建筑写景三类，别分介绍概况，概述特点。并以《弘历御园行乐图》为例，通过对其他院本绘画和清宫样式房图样等的分析，证明其为忠实描绘圆明园九州清晏西路景观的院本作品，本文以丰富的影像资料和考证过程，彰显院本绘画中的圆明园风貌，为圆明园的解读提供一种尚待完善的思路。
圆明园[1]是清代五朝皇帝在北京除紫禁城外最重要的驻跸场所。从雍正到咸丰，五朝皇帝一年中的相当一段时间都是在圆明园中度过的，清帝在园中处理政务与生活起居的习惯，发展为一种长期以来坚持的驻跸制度。这座园林因其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与生活功能，被清帝冠以“御园”之名，并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不间断的葺治。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圆明园是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磨难的纪念地，也正是因为它的劫难，对于其中业已消失的建筑景观、园林艺术、文物收藏、宫廷掌故等等历史信息的挖掘与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其意义不仅仅是用史料、文物等遗存还原圆明园，重要的是，应当把圆明园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来解构，并加以解读。圆明园中的政治活动、帝王生活、建筑样式、内檐装修、文物收藏、典章制度、民族交往等等，都是一个个内容丰富、相互交叉又彼此影响的文化元素，对它们的研究与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与掌握当时的政治特征、人物历史、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建筑技艺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足以影响今人的文化生活与价值判断，无论对历史还是未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寻绎着上述思路，笔者选择清代院本绘画，作为对圆明园形象还原的依据，探讨绘画内容与圆明园的关系，研究分类，对比特征，使院本绘画中的圆明园形象得以彰显。并希望以此微不足道的工作，为圆明园的解读提供一种尚待完善的思路。
[1]广义的圆明园概念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春熙苑五园，即“三山五园”中的五园之名；狭义的圆明园概念仅指由雍邸圆明园发展而来的圆明园本园。本文从广义说。
一 清代院本绘画与画院
院本绘画，即通常所说的“院本”、“院体”。它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基于服务对象而言的一种绘画类别。直白地说，院本绘画的服务对象是皇帝或皇室，亦可称其为“御用绘画”。在清代，服务于皇帝的“画画人”在专门为其从事承应创作而于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中开辟的场所里专侍皇帝作画，他们是清代院本绘画的创作主体。所谓“画画人”，是清代雍正朝开始对服务宫廷的画师们的一种称谓，画画人有一、二、三等之分，称为“画院供奉”。此外，尚有徒弟、画画柏唐阿、学手柏唐阿等名目，他们的地位较低，可视为学徒或见习画画人。画画人既可以是专职绘事的画匠，也可以由西洋画画人——传教士充当。另外，一些身居高位且精通绘画的宗室、大臣，也是院本绘画创作的主要成员。
在一般情况下，画画人是以秉旨创作为主，即遵从皇帝的旨意作画。同时，他们也可以在年节时令，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呈上，以博得皇帝的嘉奖。院本画画人的作品在风格上重视形神兼备，华丽细腻；题材上几乎囊括了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诸如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宗教画等；形式上复杂多样，包括棚顶画、贴落画一类的建筑装饰绘画，扇面画、册页画、殿本插画一类的文玩和书籍绘画，还有大量家具、瓷器、玉器、金银器、牙角器、首饰等器物的设计画稿等等，包罗万象。
据杨伯达先生考证，清代亦有诸如五代、北宋的画院之设，其机构虽然没有达到北宋翰林图画院那样的完备程度，但其有着自身旗帜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色。清代画院隶属内务府造办处，正式见诸名称在乾隆元年（1736年）至二十七年（1762年）之间，运作机构以画院处、如意馆并行。这一时期内廷还有一处宗教画院，即中正殿，承应宗教题材的绘画创作。乾隆二十七年，画院处并入造办处珐琅作后，其名便不见记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如意馆完全担负起画院的职责，全揽院本绘画的创作与造办处承接各种御用器物的加工、设计、画样工作，直至清末。[2]无论其机构是否被称作画院，画院处、如意馆在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上均代表了画院，应当被视作清代的正式画院而得到一如北宋翰林图画院的历史定位。
如前述，清代画画人的工作地点，主要在紫禁城、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因画院工作必须时时承旨的特点，决定了其机构办公地一定设在皇帝身边。现在可考的清代画院（画院处、如意馆）曾经在紫禁城的慈宁宫、咸安宫、南薰殿、启祥宫，圆明园的洞天深处、濂溪乐处、四宜书屋、深柳读书堂等处设立值所，往来人员依固定的门禁制度出入皇宫、御苑，这及大地便利了画画人对于本文将要述及的涉及圆明园风貌的院本作品的创作工作，他们可以在实地观充分察，忠实地将眼前景状描绘下来，为我们还原圆明园的历史风貌留下珍贵的信息。
[2]见杨伯达：《清代画院观》，《清代院画》，第6~35页，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二 清代院本绘画涉及圆明园风貌作品的分类与特点
清代院本绘画涉及圆明园风貌的作品，可依不同分类标准加以划分，如表现内容、创作时间及作者、装潢形式等。现以表现内容为据，对现存可考的涉及圆明园风貌的作品逐一介绍并概述特点，先以存证，细述文字有待日后完补。
依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政治纪实、宫中行乐、建筑写景三类。
第一，政治纪实类。是以图画的形式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的形象记录。例如，《平定西域战图·赐宴凯旋将士》，此图描绘道光八年（1828年），清政府平定张格尔叛乱后，道光帝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赐宴凯旋将士的场景。图中忠实地记录了19世纪20年代圆明园正大光明一区的风貌。与乾隆九年《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正大光明》对比，84年来的变迁被一一绘入图中，例如月台、香炉、御路等的添设，是乾隆九年所没有的。这些变化在此图诞生前的35年，即被英国人威廉·亚历山大[3]描绘下来。从现存几种源于亚历山大的一幅正大光明速写图而演绎出的或水彩、或铜版作品来看，上述变化至迟在乾隆五十八年就已经存在。【图1~图3】
图1《平定西域战图·赐宴凯旋将士》
图2《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正大光明》（局部）
图3由威廉·亚历山大1793年速写图演绎出的正大光明殿铜版画
第二，宫中行乐类。此类作品中均出现皇帝形象，其表现场景或写实，或虚构，是对帝王园居生活的再现。
（一）《胤禛朗吟阁行乐图》
此图是清代院本绘画中可考的第一幅明确为圆明园的作品，描绘地点在圆明园竹子院朗吟阁。图上朗吟阁与乾隆九年《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天然图画》中竹薖楼南端的朗吟阁形象差别较大，两图前后相差十余年，反映了圆明园第一次扩建高潮前后的建筑变迁。【图4、图5】
图4《胤禛朗吟阁行乐图》
图5《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中的朗吟阁（图上设台阶的卷棚歇山敞轩）
（二）《胤禛牡丹台观花行乐图》
此图再现了胤禛携弘历与众官员于花团锦簇、木石错落的圆明园牡丹台前观赏牡丹的情景。【图6】
图6《胤禛牡丹台观花行乐图》
（三）《弘历御园行乐图》，下文详考。
（四）《弘历雪景行乐图》
描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于新近落成的长春园狮子林中观雪烹茶的场景。画家以写实的笔法，逼真地将长春园狮子林这座写仿于苏州的小园林复制在建筑贴落上，并张裱在九州清晏奉三无私殿内。以该图对比长春园、避暑山庄两处狮子林遗址，以及苏州狮子林原址的平面遗存，可见清宫写仿南方园林的惟妙惟肖，所谓“移天缩地”，不过如此。[4]【图7】
图7《弘历雪景行乐图》
（五）《旻宁含辉楼射箭图》
此图描绘道光三年，道光帝旻宁于绮春园含辉楼前马道上跑马射箭的场景。该图亦为清代院本绘画中唯一描绘绮春园风貌的作品。画中旻宁风度翩翩，在含辉楼前策马飞射。作者将旻宁壮年继位，急思作为的心态与神色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幅隐含了丰富政治含义的宣传作品，意在宣扬旻宁这一时期崇祖尚武的精神。
据卷末三首旻宁御制诗可知，该图大约创作于道光三年至六年（1823~1826年）之间。期间张格尔滋扰南疆，聚众叛乱，严重威胁西北地区的稳定。旻宁在诗中一再宣扬其不忘国俗、继祖遗志、重视武备的主张，本图是其决意大举挥师平叛前夜，内心的真实写照。作者忠实地记录了道光初年绮春园含辉楼一带的园林风貌，特别是楼前的马道，还有靶桩、靶的，均描绘的十分具体，亦可弥补山高水长马射处图像的缺憾，为研究清朝的宫廷武备，提供了形象资料。【图8、图9】
图8《旻宁含辉楼射箭图》
图9《旻宁含辉楼射箭图》中的含辉楼（局部）与靶桩
第三，建筑写景类。此类作品一般采用工笔界画的手法，不绘帝王形象，重在对建筑景观的描绘与园林环境的渲染。
（一）《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乾隆九年写景图，唐岱、沈源合笔绘制。是反映圆明园第一次改扩建高潮后，四十处主要景观风貌的大型作品。采用册页的形式，前附雍正、乾隆二帝记文，一图一诗对开，装潢巨丽，工艺精湛。[5]
（二）《御制圆明园图咏》
木刻本。从其表现的建筑细节上判断，应创作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后，亦是四十景诗图对开，前有二帝记文，诗文加注，后添张若霭跋文。[6]
（三）《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墨线白描本，张若霭绘。亦成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后，王湜华先生曾以之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御制圆明园图咏》对勘，详见其文。[7]
（四）《蓬壶春永》
圆明园四十景之前二十景，彩绘册页。应为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图序相同的作品，现存前二十景。据园史专家张恩荫先生考证，其图中对土山树石等景物的绘法与《御制圆明园图咏》、《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二本基本相同或接近，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尚有山脉、花木布局、桥梁样式等方面的差异。[8]【图10】
图10《蓬壶春永·山高水长》
（五）《长春园西洋楼铜版图》
乾隆四十六年起稿，五十一年完成，如意馆“画画人”伊兰泰、贺清泰、潘廷章等创作。该图计二十幅，描绘长春园北西洋楼一区风貌。绘法中西合璧，笔触细致，明暗得宜，表现出西洋楼一区中西交融的建筑特色与精巧壮美的水法奇观。[9]
（六）《十二月禁籞·姑洗昌辰》
描绘乾隆十年前后，圆明园镂月开云农历三月风貌。图上建筑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镂月开云》对比差别不大，唯不见养素书屋西侧建筑一处。【图11】
图11《十二禁籞·姑洗昌辰》
（七）《十二月禁籞·林钟盛夏》，描绘乾隆十一年前后，圆明园福海东部农历六月风貌。图上首见福海南岸南屏晚钟十字亭及圆明园御舟形象。藏密楼、松风阁、方壶胜境、贻兰庭、瀛海仙山亦出现在画中。【图12】
图12《十二禁籞·林钟盛夏》
（八）《十二月禁籞·夷则清商》
描绘乾隆十二年前后，圆明园勤政亲贤生秋庭农历七月风貌。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勤政亲贤》对比差别不大，唯与富春楼连接游廊有异。如意桥形象与《御制圆明园图咏》、《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同。【图13】
图13《十二禁籞·夷则清商》
（九）《十二月禁籞·无射戒寒》
描绘乾隆九年前后，圆明园双峰插云农历九月风貌，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平湖秋月》中双峰插云无异。【图14】
图14《十二禁籞·无射戒寒》
（十）《十二月禁籞·应钟协律》
描绘乾隆十二年前后，圆明园九州清晏中路、西路农历十月风貌。图中圆明园殿五间穿堂，卷棚歇山，殿前左右各置香炉，鹅卵石御路直通前湖，御路两侧的柏树被裁剪成西洋式样，别有一番味道。值得一提的是，图中清晖阁前可以一一辨出九株松树，此即乾隆帝反复题咏的清晖阁九松，因九松与其同庚，又植于禁庭，故备加珍视。乾隆二十八年，九松与清晖阁一同焚毁，后复植。【图15】
图15《十二禁籞·应钟协律》
（十一）《御笔秋花诗图》
描绘乾隆十一年圆明园茹古涵今、坦坦荡荡风貌。该图的创作背景，是乾隆十一年六月的一场秋雨后，乾隆皇帝来到茹古涵今收拾、观赏秋花的有感而作，因命如意馆以图写之。图中，初秋的茹古涵今花团锦簇，缤纷绚烂，河道两侧繁茂的花木虽失之比例，但忠实地将此处的植物配置写入图中，可以作为圆明园植物景观研究的形象参考。图中建筑弥补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茹古涵今》北侧视角的不足，观者可以细查韶景轩和静通斋的北向风貌，尤其是静通斋三间平台殿，清帝屡有题咏。图下方五间卷棚殿宇是半亩园——建福宫敬胜斋、宁寿宫倦勤斋之母本。半亩园西侧连山卷棚建筑即坦坦荡荡殿，其东侧游廊作开敞，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坦坦荡荡》中的花窗廊有异。【图16】
图16《御笔秋花诗图》
[3]威廉·亚历山大（1767~1816）是1793年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绘图员，后供职大英图书馆。此人在随团过程中绘制了大量反映中国建筑人物环境等内容的作品，回国后出版了《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一书。
[4]详见王志伟《乾隆年圆明园仿建工程初探》，《圆明园》8，2009年；刘辉：《乾隆古装雪景行乐图考证》，《文物》，2013年第8期。
[5]参见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第2期，第74页~155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10月。
[6]参见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第4期，第95页~18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10月。
[7]参见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第3期，第1页~86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10月。
[8]张恩荫：《蓬壶春永圆明园二十景彩绘图源流考》，《圆明园研究》第三期。
[9]参见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第3期，第91页~11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10月。
三《弘历御园行乐图》的写实创作
以现有资料来看，涉及圆明园风貌的院本作品只有五种明确指出其所绘内容为圆明园。有《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御制圆明园图咏》、《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长春园铜版图》、《蓬壶春永》，除此以外的作品均未注明所绘何处。对未注明者，可借五种已知作品及其他院本绘画并清宫样式房建筑图样等资料，对画面内容做出分析判断。现以《弘历御园行乐图》为例，做一初步考证，分析其是否为忠实描绘圆明园风貌的写实创作。
图17《弘历御园行乐图》
《弘历御园行乐图》（下称《行乐图》）【图17】现藏故宫博物院，纵119.1cm，横213.5cm，绢本设色。款署“臣张廷彦恭绘”，钤“臣张廷彦印”方章。背附黄签，上书“嘉庆六年二月，怡情书史东次间墙上换下御容画一张，高四尺，宽七尺”字样。从签题得知，这是一幅张裱在圆明园九州清晏怡情书史殿东次间墙壁上反映清帝园居生活的装修贴落。或因其与清宫现存其他贴落相比，开幅较小，在装潢形式上也可能为一通景挂屏。
图18《弘历岁朝行乐图》（之一）
该图在绘法上属于工笔界画的范畴，进深层次分明，建筑比例得当，细节描绘精准。那么，这幅作品表现的场景是否是某一处皇家园林的真实环境？亦或如几种《岁朝行乐图》【图18】、《弘历观孔雀开屏图》【图19】等作品表现的非写实环境一样，画中建筑仅是人物的衬托？
图19《弘历观孔雀开屏图》
仔细观察发现，《行乐图》与几种《岁朝行乐图》、《弘历观孔雀开屏图》等非写实环境作品的明显不同处，在处理皇帝形象与建筑环境的平衡上。《行乐图》中的皇帝形象并不是画面的中心，画中弘历着酱色汉装，倚案坐檐下，在颜色上与周围窗楹、树石没有明显差别，几乎隐藏在画幅中。作者在处理皇帝形象与建筑环境的平衡上明显倾向于后者。
反观同是大型建筑贴落，曾张裱在圆明园双鹤斋中的《弘历观孔雀开屏图》，画中弘历衣着鲜艳，光彩夺目，在位置与颜色上明显统制全图，几种《岁朝行乐图》亦如此，皇帝形象与建筑环境的平衡上倾向于前者。明乎此，对于《行乐图》，我们是否可以做一有待检验的猜测：当作者着意建筑环境时，建筑写实的可能性就大；着意突出皇帝形象时，建筑写实的可能性就小。
带着假定建筑写实的猜测，适宜采用排除法确定建筑位置。第一，既然是御容行乐图，那么画中场景必定离不开皇帝经常出入的范畴，紫禁城、三海、西郊园林、避暑山庄等，都符合条件；第二，画中建筑全部布瓦覆顶，或硬山、或悬山、或歇山、或抱厦，形式多样，等级参差，除建筑外，山石、花木、水道、驳岸等园林骨架齐备，为明显的园林特征，故可排除紫禁城，三海、西郊园林、避暑山庄具备条件；第三，园林建筑密度大，又是临水，且出现了歇山带抱厦这一等级较高的单体建筑。种种条件下，可初步判断画中场景为清帝最重要的生活区域——圆明园九州清晏。
图20《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九州清晏》
以《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九洲清晏》【图20】对照《行乐图》，前者西路北侧内容与后者较为接近。二者画面中的园林建筑均临水而建，共同拥有一座歇山顶临水敞轩，游廊的布置也大体一致。但二者有一处明显不同，《行乐图》右侧二层七间带平台楼阁，在《图咏》中没有反映。至此，判定《行乐图》即九州清晏，似乎尚属草率。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依据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是圆明园乾隆九年时的写景图，反映的是少女时期的圆明园风貌。九州清晏作为清帝最重要的朝寝区域，根据需要而进行的拆改修添是司空见惯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均曾对其有过大规模改建活动。那座突兀的二层七间带平台楼阁，究竟是哪里？所以，只能凭借清代皇家园林的设计施工单位——清宫样式房遗留下来的最直接反映不同时期圆明园建筑布局的图样来对比还原，才可能找到证据。于是，果然有了重大突破。
图2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样式房图第011-0001号（九州清晏西路局部）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样式房图第011-0001号【图21】，是一幅反映道光十年（1830年）九州清晏西路颠覆性变化[10]前的工程准底。图上怡情书史殿位于圆明园九州清晏西路的第三进院，南与乐安和殿相对，殿北有鱼池，左右回廊婉转，与九州清晏殿、清晖阁相通。对比之下，样式房图档展示的平面布局与《行乐图》中描绘的场景完全吻合，画面中出现的所有单体建筑在样式房图里可以一一定位。
尤其是《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中不见的二层七间带平台楼阁在样式房图上被明确标注为“清晖阁”，并且“平台”字样赫然在目，此即张挂圆明园《大观》图清晖阁无疑。清晖阁在乾隆九年（1744年）尚是一座单层建筑，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不戒于火后，于三十年（1765年）恢复，并增饰为二层，有“清晖阁四景”之设。前文疑问，得以开解。另，临水的五间鸢飞鱼跃敞轩，样式房图中的平面形象在《行乐图》上得到了立体化的还原，轩前半绕的水道在样式房图中亦有一致的反映。这些都是判定《行乐图》即九州清晏的明显证据。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行乐图》表现的场景方向是上南下北，画中主要建筑物自左（东）至右（西）依次是：九州清晏殿，怡情书史殿，清晖阁，后殿，鸢飞鱼跃敞轩。画面左侧中间，貌似中年的乾隆帝，着汉装倚坐在怡情书史殿北侧廊下，注视着身前的一方鱼池，两位侍从或执拂尘，或捧书册，伴随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落坐的位置恰恰就是怡情书史殿的东次间廊下，图后黄签告诉我们，这幅贴落当时就裱糊在画面中乾隆帝身后的墙壁上，一窗内外，亦真亦幻，妙趣横生。从图中乾隆帝的大致年龄、清晖阁成楼以及张廷彦供职内廷的时间分析，《行乐图》应创作于乾隆三十年后不久的某一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
[10]道光十年，九州清晏西路乐安和、怡情书史改建慎德堂；原昭吟镜、得心虚妙、峭碧、清晖阁四景均做拆改。
四 小结
清代院本绘画中涉及圆明园风貌的作品不论其所属上文述及的何种类别，其都是直观反映圆明园风貌的重要遗存，为这座业已消失的皇家御园留下了珍贵的形象资料。本文提到的院本作品，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和台北的两座故宫博物院中，目前，对它们的研究尚停留在专业的书画角度上。在由故宫博物院所倡导的“故宫学”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如能将其置于故宫学之宫廷史目的范畴查考，并结合书画、建筑、文物、艺术等领域的成果加以综合，一定可以取得突破，为圆明园的解读开辟新天地。
参考文献：
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载《中国营造学社会刊》，1933年四卷二期。
舒牧、申伟、贺乃贤：《圆明园资料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1~5），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1992年。
一史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杨伯达：《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张恩荫：《圆明园变迁史探微》，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年。
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周维权：《园林·风景·建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