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12日，就在正式购买“满洲人的地产”的一个多月后，应高厚德之邀，燕京大学校方延请的纽约建筑师茂飞和高厚德、斯塔奇博士（Dr.Stuckey）一起踏勘了燕京大学校址。
茂飞和丹纳事务所的勘察报告摘要如下：
……地产在北京西北7英里之外，去颐和园的大路边，从北京使馆区驱30分钟的汽车，由大路，地势由西向东升高直至地产东沿，拔起6英尺，这块地可以很好地转适于茂飞设计的大学。地产最初是一处满洲宫殿，和圆明园一同被英国人焚毁——圆明园在东北不到1英里以外。
……整块地产含有人工小山，水道和岛屿，有溪流由西注入，源头与玉泉山和颐和园的相同。巨大杉树和松树、人工岩穴和石窟加强了此处的自然美，从地产的最高点可以看见周遭的乡野景色。
总体状况：遵高厚德先生之嘱，我们对地产和附近地方的状况进行了测绘，也进行了地势测绘，估计附近建筑石头的数量。因为附近有许多花岗岩石头，状况适足满足建筑新房子的需要。地势测绘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对利用地面上不规则性的自然艺术的潜质最有好处，从而可以让建筑师茂飞先生着手安排他的大学建筑的群组。
在勘察报告中，附有几组应纽约托事部要求拍摄的照片，在照片后，茂飞不仅仅描述了每一帧照片中的重要景物，还详细注明了它们拍摄的方位，以便和测绘图进行比较。这些珍贵的照片披露了燕园罕为人知的“最初”，在一系列数英寸见方的黑白照片里，这“最初”没有缤纷的油彩，只有广袤单调的乡野景色，巨大的松树和小土山点缀在视野里缓缓展开的一片平畴之中。
茂飞和丹纳事务所的勘察报告中所附的照片，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湖光塔影，竟是源自这样一座废园之上。
美国风景史学家约翰·B·杰克逊（John B·Jackson）曾经说过，要了解一个场所、一处村庄、一座城镇如何组织自身的逻辑，最好是回到它的“最初”，回到那只有十来个人、一两处栖身之所的洪荒之初。
一个最终面积达到两千余亩，容纳数千学生的现代大学校园，是怎样在一座四望无人、荆棘丛生的废园上拔地而起的？
燕大校址上的旧园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米万钟（1570—1628？）的“勺园”。作为万历年间著名的书法家，米万钟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并称“明末四大书家”，更以“南董北米”的盛誉昭示着北方文人领袖的身份。然而，十余年的南方宦游经历似乎对他影响至深，回到北方任职直至去世的近二十年里，他在北京共留下三处园林胜迹，三园的营造都多少显露出他南方生活经验的印痕。尤其是勺园，在当时的帝都北京素以江南风致闻名，这一点在多种明人笔记中均有记载。
例如，浙江人王思任在《米太仆家传》中说：“公在海淀作勺园，引水种竹，大似望江南。晚作漫园，领蒹葭之趣。然喜为曲折辗转之事，门移户换，客卒不得入，即入也不解何出，客方闷迷，公乃快。”又“米家园、米家童、米家灯、米家石”被列为当时的“四奇”，为时人所津津乐道。
好一个“客方闷迷，公乃快”的江南园林风致——这位喜欢把客人折腾得晕头转向的万钟先生“曲折辗转”的情怀，似乎与“北米”的磊落形象略有出入。不过这种“曲折辗转”，以及对“园、童、灯、石”的并举与癖好，却和明末文人生活中的异样情调契合，隐藏着某种“蒹葭之趣”之外的意味。
勺园究竟如何使得访者“闷迷”其中？如今只能从《燕都游览志》一类的文字中寻觅了：
勺园径曰风烟里，入径乱石磊砢，高柳荫之。南有陂，陂上桥曰缨云，集苏子瞻书。下桥为屏墙，墙上石曰雀浜，勒黄山谷书。折而北为文水陂，跨水有斋曰定舫，舫西高阜题曰松风水月，阜断为桥曰逶迤梁，主人所自书也。逾梁而北为勺海堂，吴文仲篆。堂前怪石蹲焉，栝子松倚之。其右为曲廊，有屋如舫，曰太乙叶，周遭皆白莲花也。东南皆竹，有碑曰林于澨。有高楼涌竹林中曰翠葆楼，邹迪光书。下楼北行为槎枒渡，亦主人自书。又北为水榭，最后一堂，北窗一拓，则稻畦千顷，不复有缭垣焉。
可以想象，从入园起，游园者的视线便不断为由乱石、高柳、屏墙、高阜、围墙、曲廊、莲花、竹林所组成的各种“障景”所规范和引导，那也便是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所说的“路穹则舟，舟穹则廊，高柳掩之，一望弥际”。
由茂飞的踏勘，我们知道整个燕大校园也不过高差六英尺，即一人身高，从地产的最高点望去，周遭景色本应一览无余，但依赖植物配置、人造土山和障墙围屏，这有限的物理空间却营造出了逶迤深曲、高低跌宕的江南景致，与“稻畦千顷”的本地风光截然不同。依据侯仁之先生的考据，结合自燕大教授洪业以来诸位学者的复原推测，我们可以知道《燕都游览志》的作者孙国敉所描写的勺园只是一个不大的狭长区域，但它集中了十所以上的建筑和由乱石、湖泊、竹林、莲花等组成的众多不同地形地貌的景点。
赖德霖所复原的勺园想象图（局部）。
对于未来的燕园，一个美国传教士心目中憧憬的“中国式”校园而言，勺园所在的海淀旧日园林故址近于完美——再没有比因园造园，“园中园”或“园外园”更顺理成章的了。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燕京大学勘察校址时，几个金发碧眼的洋人眼中并没有丝毫四百年前昔日园林的痕迹，真实的景况是，经过米万钟身后近四百年的营建和毁弃，勺园早已无迹可寻了，它早已融入一幕“存”与“易”的活剧中，相形于汪洋恣肆的文字与想象，物理现实中所剩下的几近于零。
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对前朝的园林胜景还总算有所感受，那便是从“满洲人的地产”上残留的地形地貌中，或许还能分辨出一丝古怪的“自然美”——代表着东方式的“不规则艺术”。那些“人工的岩穴和石窟”使茂飞想起的，是他来中国之前，在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博览会上看见的出口外销的中国风情，还是一百多年前盛行于欧洲的“自然风致”中的人造废墟？对他此前业已完成的那宏大设计图景，这“不规则”的自然美又意味着什么？
在那设计中，齐整的、不考虑地形而普适于一切乡野基地的建筑群组，势必抹平一切坑坑洼洼、沟沟坎坎，高大的建筑体量将使得矮小的假山相形见绌，支离破碎的小湖将不得不被填平，为可以行驶汽车的大路让道。在这甚少起伏的基地上，若想要呈现英国式的自然风致，本已有些难度；若要进而融合中国式的“不规则艺术”，则是难上加难。
距离清王朝的崩溃不过十年，造园这门行当在中国已经一落千丈。纵然基地上随处可见废园里留下的大石，想再现清代叠山的风采也已不太可能。就像燕京大学后来在调查报告中提及的那般，在集北方皇家园林之大成的北京，他们所能发现的叠石工匠，也只有区区两个而已，而且这纯粹依赖大师心得和个人劳动的手艺，收费之高使人却步。
这一切茂飞应当想过。
从“废园”到“燕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有迹象表明，茂飞并不视这段路为畏途——他并不像今天的建筑师和建筑史家们一样，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影响的焦虑”。
虽然废园的历史渊源显而易见，但那时候，它们却未见得对茂飞形成多少实在的羁绊。这位没来过几次中国的美国建筑师，在此前已经娴熟地造起四所“中国式”大学了——不管这“中国式”是否真的经得起推敲，重要的是，它们得到了他的主顾的认可。建筑师并不总像历史学家一样，对史实的准确性怀有一种道德感的牵系。
对茂飞而言——也对于未来的燕大建设者而言，基地上的“自然”状况仅仅意味着“唾手可得的建筑材料”和影响施工条件的实际因素。至于是否建造一个中国式的园林环境，恐怕并不在茂飞的优先考量之中，从燕大校方1922年前忙于各种实际事务的状况判断，恐怕当时连这个“燕园”的影子都没有。
中国园林还是“中国式”的校园？是“自然、如画”还是“因地制宜”？
在各种实际困难纠葛纷乱的“最初”，这些不对称的组合似乎是风格史中难以打开的死结，但是，任何选择都不会是绝对的偶然。废园所在的基地是江南样式旧园林的胜地，湖光塔影最终从多种可能性中脱颖而出，这一切并非没有隐约的脉络可以索引。这些脉络并不一定导向昔日园林的历史影像，却和另一种“自然”的大势密切相关。
今天，海淀是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和高校区的所在，高楼密布，商业繁华，和北京中心区几乎不分轩轾，但数十年前，哪怕三十年前，这幅都市图景都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在北京城市突破城墙的束缚、大规模地向外扩张之前，海淀镇几乎是北京西北郊，乃至北京郊外，唯一发展为独立聚落的大规模市镇，而它的四周均是乡野农田，和今天车马如龙的繁华景象截然不同。
在北京西郊的地形图上，有一条有趣的五十米等高线，它所标示的“巴沟低地”和周围地形的落差，使得玉泉山—万泉庄水系不是像北京地区的大多数河流一样流向东南，而是在这一地区遽然折向东北。河道和泉源的常年流经，将五十米等高线以北的地面侵蚀得越发低洼，水流周转,便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承水盆地。而紧邻盆地、不受地势卑湿之累、地势高耸的“海淀台地”，相应成为理想的农业聚落所在。
沿着台地和湿地边缘发展的农业垦殖，形成了最早的北京西郊园林的基础：
海淀正北以及西北一带，地势低下，是旧日园林散布的区域。现在燕京大学西南一隅与海淀北部互相毗连的地方，正是旧日园林中开辟最早的一部分。京颐公路从东南而西北，斜贯海淀镇的中心。凡是经由这条公路向北来的，一出海淀镇……即见地形突然下降，如在釜底，田塍错列，溪流萦回，顿呈江南气象。数里以外有万寿山、玉泉山平地浮起，其后更有西山蜿蜒，如屏如障。南北一镇之隔，地理景观，迥然不同。
20世纪早期，人们看到的这些“田塍错列，溪流萦回”，具有江南气象的湿地风貌，同时也是四百年以来米万钟们营建“海淀”的结果。海淀，顾名思义，原是大型的内陆湖泊，这一称呼通行于中古时代的中国。而米万钟的勺园及园中“勺海”，也取自“取海水一勺”的语意，当时一片汪洋的景象可以想见。然而从元明两代开始，由于海淀聚落（大致等于52.5米等高线）的兴起，“稻畦千顷”的景象背后是过度垦殖，原先广阔的湖泊面积显著减小，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衍生湖泊，由此产生的地貌倒是与江南地区非常接近。《帝京景物略》有文为证：
水所聚曰淀。高梁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滮滮四去，潨潨草木泽之，洞洞磐折以参伍，为十余奠潴。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或曰：巴沟水也。水田龟坼，沟塍册册，远树绿以青青，远风无闻而有色。
不仅这一带的自然景象频繁地被比作江南风光，连地名也带上了使人遐想的痕迹。
新祠歧路带前途，十里草生春不孤。忆我有乡迷处所，坐看雨气出西湖。
这些得江山之助的文心画境，不仅仅是诗人心绪的流露，它们所记录的经海淀往西山一带的熙攘客流和田园风光，同时也是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自从女真人的金朝在北京地区第一次建都以来，西北郊的重要就不仅仅体现在它的风光，也体现在自然资源对于都城的战略意义上。海淀台地阻断了西山高耸的地势向北京的自然降落，不利于城内获得生活用水，为扭转玉泉山水系东北流向的趋势，才有了昆明湖东的堤防和青龙桥的节流水闸，以及在万寿寺前开凿、向东南流入北京城的人工水道长河。
这一“堵”一“分”，便使得古湖泊海淀愈发缩小，不仅风光秀美，而且更便于人居。这样的形胜之处，历代的王公贵胄、显赫之家自当先据要津，西郊园林的开辟从此未曾停止：从明代皇亲李伟规模宏大的清华园，直至以虎皮墙围起整个昆明湖的颐和园（清漪园），从“只取一瓢饮”的米万钟的勺园，到“移天缩地在君怀”的“万园之园”圆明园，不一而足。
这些园居者或访客自身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饮食生活都仰附近聚居的农民就近供给，海淀一带的农业垦殖由此持续发展，海淀镇的商业兴盛自不必说，有清一代，海淀一直是京西著名的稻米产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西垣墙外都可以看得见一望无际的水田。
这部分地区的灌溉供水，同时也就是燕京大学新校址内旧园林的水源，万泉庄水系在此处汇合了昆明湖及长河东泻之水，绕经燕大和燕大校址西边的畅春园之间，北流东转，经圆明园故址南缘，过清华大学北流以入清河。
北大校园内的朗润园一度有着宛如江南的景致。作者摄于1997年。
提及北京西郊的历史地理演进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试图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很大程度上，茂飞在1920年年末所目击的“自然美”殆非天工，而出自人力。这段人类干预的自然史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茂飞或许意识到了，却可能没当回事——西郊园林的历史与西方人在此的“功业”本自密不可分。正如本书开篇所言，近二百年来，由西方影响带来的野火鸣镝及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北京西郊城市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米万钟身后约二百年的清乾隆年间（1736—1795），海淀已经为西方人所确知。当时，著名的圆明园业已在燕京大学校址北垣外一箭之地建成，厌烦了城内暑热的清代诸帝常年在此处理政务，因此带动了这一地区的空前发展。除了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此三园或合称为圆明园）、清漪园、畅春园这些规模庞大的皇家离宫之外，尚有淑春园、弘雅园（集贤院）、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这些后来被时的办公地点。
20世纪30年代的朗润园。
直到北四环路修建之前，北京大学附近很多反映这段历史的地名尚保留着，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一条名叫“军机处”的小巷，通往海淀镇上众多为人们至今回味的饭馆。“军机处”的路面比北京大学南墙外的海淀路高出一米多，除了高度向人们昭示着海淀台地的边缘所在，它的名字还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此处正是当年清朝大臣租赁民房办公的场所，而海淀台地的北缘，也在当时成了皇家和庶民的分野。
米万钟的勺园在此时已经改名为“弘雅园”，康雍乾时期，这里一度成为贵族积哈纳（郑亲王）的府邸。因为清代规定皇族赐园不得世袭，受赐者死后园宅必须归还，1784年之后，弘雅园不再归私人居住。到了1793年，第一个来华的西方使节，由于“礼仪之争”而广为人知的英国人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被安排在此居住。马戛尔尼的访华日记，以及回国后根据这些日记写成的中国行纪，让地球那半边首次知晓了东方帝国虚张声势的内里，也使得燕京大学的校址第一度为西方人所知。
在书中，马戛尔尼仔细描述了他所居住过的中国园林的情状：
分拨给我们居住的此地住宅由数个庭院和互不相连的厅堂组成，位于一个中国样式的园墅中。园墅中蜿蜒蛇行的小径和狭窄曲折的河流环抱一个小岛，岛上有一个凉厅，一丛间错着草坪的各色树木，由于不规则而显得多样，因大石而具野趣，园子有一道围墙环绕，门口的一队士兵负责看守。
值得说明的是，后来燕京大学的历史学家洪业在他的《勺园图录考》中也引用和翻译了这段文字：
所备为余等居住者，为数庭院，各有堂厢，共在一园内。园为中国式，曲径缠绕，小河环流，中成一岛，上有凉榭一，草地与杂树相间错，高下不齐，顽石乱堆。全园居高垣内，园门有兵守之。房屋中有颇宽敞优雅不陋者。惟久未修理。
洪业的翻译简洁文雅，但是它流露出的欣羡语气，或多或少地埋没了这段描述所指向的历史情境。英国人心目中的天然开敞的“园墅”（park），和他们眼前充满“蜿蜒蛇行（serpetine）的小径”与“狭窄曲折的河流”的中国“园林”（garden）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事实上，英国使团中的好些人在弘雅园中并不惬意，不管是“蜿蜒蛇行”还是“狭窄曲折”，“不规则”还是“野趣”，这些词在上下文中都多少有点贬义，和它们象征着的神秘而阴暗的东方人的心计不谋而合，环绕在园子外的那道围墙和负责“看守”他们的清朝士兵进一步解释了一切。
法国前文化部长佩雷菲特生动地描述了弘雅园纷争的前因后果。虽然马戛尔尼一行带来了重要的外交和商贸使命，但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聋子的对话”中，乾隆并不打算以平等的姿态对待这群远方来客，相反，这群显然水土不服的洋鬼子面对的是东方最大帝国的君主娴熟的权谋。他们一会儿被撂在一边十天半月无人过问，一会儿被拉出去“腐败”而累个半死，一切都是为了煞煞他们志在必得的嚣张气焰。
眼看着他们长途跋涉快到天子脚下了，这伙人却就这样被软禁在这有围墙和有卫兵把守的弘雅园中，住地戒备森严，和外界完全隔绝：“不管我们用什么借口，他们都不让我们出去。所有通道都派有官员和兵士把守。这座宫殿对我们来说只是一所体面的监狱而已。”
显然，习惯了“自然风致”的英国人对这样的园林境界无法欣赏，在这对他们而言并不舒适的囚笼里牢骚满腹。这些房子“过去是给外国使节住的；但很明显，这房早已没人管了”。“屋子里到处是蜈蚣、蝎子和蚊子。”“英国人不得不睡他们海上航行时用的吊床和行军床。”“这个国家老百姓睡的床都很不舒服。”
佩雷菲特确切地说，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英国人毫不留情地揶揄这园子的一切时，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们却在为他们缜密而不失巧妙的应对暗自得意。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的谕旨称：将安排英使一行“在弘雅园居住”——这园居在皇帝看来显然是一种高规格的接待，“英使将看到该看的东西，规定以外的一律不准看：‘……皇帝同意英国贡使乘坐龙舟游览昆明湖。湖水必须相当深，你们要派人疏浚昆明湖，务使一切完美无缺’”。“政府对一切都作了精细周密的安排。即使波将金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看的村庄也不比这布置得更好了。”
这装门面的游园会并未如清廷所愿，使“英夷”震慑于天朝上国的文物制度，相反，当英国人走近圆明园，看清了装饰有龙和金色花朵的园墙上原来“工艺粗糙，镀金的质量很差”，他们原有的憧憬和欣羡便烟消云散。
四十多年后，英国人首次在南中国海以坚船利炮打掉了这停滞帝国古老的高傲，英国兵舰第一次入侵便行驶到大沽口外，首都北京震动。事隔十多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更是来势汹汹，虽然对中国而言两万人实在算不上一支大军，但这两万人却在停滞于冷兵器时代的清军面前占有绝对优势，打得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也望风披靡。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由通州直趋圆明园，继马戛尔尼和1816年被驱逐的阿美士德勋爵之后，他们的孙辈额尔金勋爵最终又踏进了圆明园，只不过这一次他是这座“万园之园”的终结者。
盛期的燕大校园，由今未名湖南岸往西北方向观望，图中可见湖心岛。
在这之前，弘雅园早在嘉庆六年（1801年）改作汉、满文职各衙门堂官的公寓，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意改称“集贤院”。传说在战争期间，园林中那些先前的“国宾馆”“公务员宿舍”，转而成了关押外国战俘的拘留所，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Harry Parkes）被囚此处，受到了中方的虐待。这后来成了英法联军焚毁并洗劫圆明园的借口之一。据说，在决议烧毁圆明园的前夜，法国人似乎要稍稍克制一些，而愤愤不平的英国人却声称，在这附近的某一处所，他们的代表受到了酷刑——“被俘之英法人，手足拘缚三日，不给饮食，如此暴行，即在圆明园中为之”——烧毁包括集贤院在内的皇家园林，就是最好的报复。
园毁后不复再建，海淀镇的黄金时代遂在圆明园的一炬中灰飞烟灭。
饶有意味的是，三百年来，西方人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西郊的山水园林带来某种重大的变化：以王致诚、郎世宁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18世纪帮助乾隆皇帝建起了圆明园中那些模仿路易十四时代作品的“西洋楼”，给它带来各种珍稀玩意儿和“奇技淫巧”的陈设；马戛尔尼则揭开了这座园林神秘的面纱，使它置于苛刻而不怀好意的审视下；最终，又一位英国人出现了，给它带来了灭顶之灾。
现在轮到了美国人茂飞，他生活在科学昌明的20世纪，来自业已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才刚刚开始海外扩张的美利坚合众国。茂飞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面对着贫穷积弱，甚少人看好，甚至很少有人愿意去理解的古老中国，他将在对这历史过往几乎一无所知，或可以说一窍不通的情形下，在废园之上重建一座崭新的“中国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