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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作者： | 北京圆明园研究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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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是古人在社会活动中常用的水上交通工具。《说文》释曰：“舟，船也。”清人段玉裁注：“古人言舟，汉人言船。毛以今语释古，故云舟即今之船也。”指出“舟”、“船”意相同，汉以前人们常用“舟”，而“船”的称谓出现较晚。
先秦时期，船的形态比较简单，人们利用船只扩大活动空间，《周礼·冬官考工记》曰：“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随着社会发展进步，造船技术不断提升，船的种类也由最初的渔船、渡船、运船、战船等发展出了供贵族阶级享乐的游船。而皇家御用船只在结构、外形、装饰、功能上更体现了宫廷文化中精致化、休闲化的特征，与民间船只产生显著差别。
中国古代宫苑的水景观多是强调模拟自然，构筑了面积较大、形如河湖的水体，帝后在游赏期间，需要通过形形色色的御舟来拓展水上游览的内容。史载，南朝宋少帝在华林园“夕游天渊池，即龙舟而寝”，梁武帝在此园中“新制鳊鱼舟，形阔而短……暇日常泛此舟”。
北宋汴梁城外的御苑“金明池”是皇帝春游、阅视水戏之处。画家张择端在《金明池争标图》中描绘了园内水面上大大小小的龙舟，最大的一艘上还建有巍峨的歇山楼阁，可能是皇帝的御用船。南宋时，临安皇宫有御舟名曰“兰桡”、“荃桡”，宋高宗在德寿宫之内“登御舟，绕堤闲游”，相传“御舟之华，则非民间可拟”。
元代诸帝喜爱在西苑“太液池”泛舟，“己酉仲秋之夜，武宗与诸嫔妃泛月于禁苑太液池中……画鹢中流，莲舟夹持。舟上各设女军……又彩帛结成采菱采莲之舟，轻快便捷，往来如飞……帝乃开宴张乐……”不但乘舟游湖，且在船上举行歌舞夜宴，仙乐飘飘，如梦似幻。
宋·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
清代皇家御苑的水景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凡山水园林都相应建造了数目不等的御用船只。例如，避暑山庄有“青雀舫”、“画舫”、“镜水庐”、“仙源”、“岚镜舫”；清漪园有“澄虚”、“昆明喜龙”、“景龙舟”、“ 芙蓉舰”、“万荷舟”、“锦浪飞凫”；静明园有“得源船”、“真珠船”；西苑三海有“紫霞舟”、“ 瀛槎船”、“蓬岛游龙”、“仙汉乘春”、“ 太液翔鸾”等。帝后在御苑中很少步行，有水的地方都以坐船游览为主。与这些皇家园林相比，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及其附属的长春园、绮春园三园船只数量既多，种类亦全，形式和名称上都有鲜明的特征，无疑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是清代皇家水上交通工具的缩影。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中造型富丽的河船
圆明园三园是清代五朝皇帝长期生活的离宫，水域约 140 公顷，占全园面积 40%，园内水系纵横交错，河道曲折蜿蜒，水体形态丰富，溪流、沟涧、湖泊、河湾，几乎贯穿所有景区，串联起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线，为宫廷船只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保障。
清·张廷彦、周鲲合绘《苑西凯宴图》中的大型御舟
自雍正开始，历代皇帝根据个人喜好和生活需要不断修造船只，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壮观的水上船群。嘉庆十五年（1810 年），总管园庭工程事务大臣呈报，圆明园一次性维修大小船竟然多达 196 艘。舟船最重要的部分是专供皇帝、皇太后、后妃、皇子等皇家成员出行、游乐的御舟。乾隆、嘉庆、道光等清代统治者认同多元文化，涉猎广泛，雅好文咏，曾为许多御用船定下雅致的名称，悬挂匾额楹联，最终见诸史料的就多达 25 艘，分别是：圆明园：宁静舟、翔凤艇、瀛海飞龙、卧游书室、载月舫、先汉成春、太液朱露、镜中游、飞云庐、平安月镜居、剪江船、凫藻轩、履安舸、如意舟、如坐天上、书画船、月波舻、虚舟。长春园：飞云船、画舫、青雀舫、安济航、苹香泛。绮春园：般若观、浮汉槎。
部分图样
与园中建筑相仿，御舟从构思、立意、设计、建造到后续的装修、陈设过程无不凝聚着皇帝的审美趣味。根据《造办处活计档》、《御制诗》、《圆明园资料集》、《圆明园匾额略节》、《圆明园匾额楹联通解》，我们可以对这 25 艘有名号的船有一个初步认识。
宁静舟
圆明园早期御舟之一，最早见于乾隆三年（1738 年）六月二十一日活计档广木作条，太监高玉传旨：宁静舟船内着做挂格一件、推盘都盛盘一件、推转冠架一件。船上原本悬挂“宁静舟”天青绢匾一面，乾隆七年（1742年）八月将匾额交出，着做一块玉匾一面。 根据活计档的记载，宁静舟内至少有三处船舱，头舱北墙贴袁瑛画山水斗方一张；三舱安有宝座，上设葛布坐褥。船上门口贴王致诚油画美人和姚文瀚画美人，船内贴御笔字条、于敏中字对、金士松字斗、董诰字横披、袁瑛画横披等字画多件。
翔凤艇
据乾隆三年（1738 年）七月初十日活计档木作条，宫殿监督领侍苏培盛交：御笔“翔凤艇”绢字一张，传旨做一块玉匾。 翔凤艇头舱内安宝座，两边门内设书格；船上历年贴有钱维城画、张雨森画横披画对、梁诗正字横披、董诰画横披画斗、王际华字条等书画。乾隆四十年（1775 年）四月初一日匣裱作档案记载，“安澜园船坞翔凤艇船上”字画俱换一寸蓝绫边，可见此船停泊在圆明园安澜园中。在乾隆南巡时，天津豫备船内也有御舟名“翔凤艇”。 此外，据张仲葛先生家藏《圆明园匾额》，翔凤艇后备注“皇后”二字，反映此船可能在道咸时期为皇后所乘用。
瀛海飞龙
奏销档记载，乾隆四年（1739 年）冬，留京粘补船只内有名“瀛海飞龙”者，乾隆下令将这艘船拆卸运送圆明园重新排造，并油饰彩画。由此可见，圆明园瀛海飞龙船是由同名御舟改造而成的，约建造于乾隆五年（1740 年）初。 乾隆五年（1740）四月十九日活计档裱作条记载，太监高玉、毛团交：御笔“瀛海飞龙”绢本文一张，传旨做锦边璧子匾。同月二十八日，将做得“瀛海飞龙”匾额持去挂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 年），又传旨照锦边壁子匾尺寸重做黑漆一块玉金字匾，并将旧有锦边璧子匾换下。
瀛海飞龙船上有楼梯、地平，并铺设有毡毯，船上挂㶉鶒木边横披、字对；下层罩内北西墙贴杨大章、方琮画斗各一张。乾隆七年（1742 年），乾隆传旨在船上做戏台，“瀛海飞龙船上着做戏台上隔断幔子并踢脚栏杆，后台做布幔帐，中檁添绦环照后檁一样做，再将楼梯栏杆外添曲尺板墻一糟，再添做三面包镶床一张”，这也是圆明园唯一有戏台的御舟。另据张仲葛先生《圆明园匾额》记载，道咸时期，圆明园有一艘六棹船名叫“飞龙舫”，李文君先生在《圆明园匾额楹联通解》书中疑即此“瀛海飞龙”。
停靠在四宜书屋附近的船只 【圆明园四十景图（局部）】
卧游书室
乾隆六年（1741 年）七月二十一日活计档裱作条记载，太监高玉交：御笔“卧游书室”绢字本文一张，传旨做锦边壁子匾。同年十月初八日，将做成匾额持进安挂。
卧游书室船上至少有两舱，二舱内安设宝座，宝座后方窗满糊蓝纱。船上还挂有山水画一轴、张雨森画山水一幅，船内安半圆桌一张。
载月舫
见于乾隆十年（1745 年）三月二十八日造办处如意馆活计档，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将圆明园内各处陈设古玩锦座俱交造办处做，其内“载月舫船上一件”。
载月舫至少有两处船舱，二舱两边槅扇方圆窗心上贴字画。船上挂乾隆御笔米色绢地双灯草线锦边璧子匾一面、于敏中字对一副。载月舫还是皇帝泛月御舟之一，乾隆皇帝三次写诗题咏此船。据《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六，清代畅春园船坞内停泊御舟，也有名“载月舫”者。乾隆四年（1739 年）内务府造办处曾做“戴月舫”锦边壁子匾，李文君先生怀疑即“载月舫”之讹误，很有可能。
先汉成春
仅见于乾隆十年（1745 年）三月二十八日如意馆活计档。此年太监胡世杰传旨将圆明园内各处陈设古玩锦座俱交造办处做，其中“先汉成春船上一件”。嘉庆《大清会典》记载西苑中海有御舟“仙汉乘春”，两艘船字异而音同，应存在一定关系。
太液朱露
见乾隆十三年（1748 年）六月十六日活计档錽作条，嘉庆《大清会典》作“太液朱鹭”。乾隆十三年（1748 年），造办处錽作为太液朱露船上挂对配云头钉，并将船上香袋挂在两边柱上。
清·周鲲《林钟盛夏图》（描绘了圆明园福海泛舟的场景）
镜中游
据活计档，乾隆十三年（1748 年），首领文旦交御笔黄绢“镜中游”匾文一张，传旨做锦边壁子匾，于五月二十二日将做得匾额送赴圆明园。镜中游船上至少有三个船舱，舱内装修复杂，乾隆十八年（1753 年），圆明园工程档房来帖，镜中游“二舱门口内添做曲尺书格，下面安柜门龙边；槅扇背后糊平，将槅断板通开；三舱小宝座飞罩拆去，照前落地罩式样安做，其宝座床添安暖板”。
嘉庆年间，镜中游船上有董诰、黎明、金士松、赵秉冲等臣工字画贴落，嘉庆多次乘此船游湖，并写诗题咏。例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镜远洲》诗：“眺览平临波面绘，溯洄试泛镜中游（舟名）。”描绘了他在圆明园镜远洲（位于平湖秋月景区，嘉庆十五年（1810 年）改建为镜远洲三卷殿）乘坐“镜中游”的情景。
飞云庐
乾隆十三年（1748 年）五月十九日，首领文旦交御笔米色绢“飞云庐”匾文一张，传旨做锦边壁子匾。活计档记载，船上二舱曾装修龙边门，三舱门口添安过壁子门。
平安月镜居
最早见于乾隆十四年（1749 年）御制诗。此船用名贵的湘妃竹制成（平安月镜居，以湘竹为舟屋），船上前舱门外门上挂“匾式字横披”一面，船内二舱设“汉纹式湘妃竹宝座”一张，上铺“鹅黄五彩缂丝坐褥”。据活计档记载，平安月镜居还挂有乾隆御笔“黑漆金字一块玉”匾对一套，船上装修着楼梯、地平，地面铺设凉席、地毯，并有御笔贴落等陈设。
乾隆年间，平安月镜居是“泛月所恒御”，深得乾隆喜爱。乾隆经常乘坐平安月镜居在御园泛月，笔下有 12 首御制诗提到此船。
剪江船
据活计档，剪江船建造于乾隆十五年（1750 年）四月，是由圆明园旧存朴拉船（亦作“扑拉船”）改造而成，船为六张棹式，上建“卷棚亭座”。乾隆十六年（1751 年），乾隆下令为剪江船做匾一面，于九月十一日将做得匾额挂讫。
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匾额被摘下，由苏州重制“黄杨木字漆扁”送来安挂。
剪江船上设有宝座，并安有坐褥、靠背、凉席、毡子。在造办处活计档案中，有关剪江船的记载甚多，有的作“圆明园剪江船”，有的作“长春园剪江船”，历史上该船在园中的停放位置很可能有改变。
凫藻轩
活计档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太监胡世杰交“凫藻轩”锦边璧子匾一面，传旨在圆明园、万寿山等处无名船上挂，最终这块匾被挂在圆明园船上。另活计档记载“赵北口行宫”也有御舟名“凫藻轩”。
履安舸
乾隆三十年（1765 年）五月二十九日，太监吕进忠来说，首领董五经交：御笔黄绢“履安舸”匾一张（镜中游前舱），传旨：做一寸双灯草线锦边璧子匾。说明最早的“履安舸”只是镜中游船上的一块匾，但从后来的活计档看，履安舸是作为独立的船只存在的，或许是乾隆三十年（1765 年）后，镜中游的“履安舸”匾额被移到了其他游船上。履安舸船内设有绣墩宝座，上铺设花褥，船上贴落御笔字对和李秉德画花卉。嘉庆作有《履安舸》诗。
如意舟
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活计档记载，如意舟为“六棹船”，两侧安有玻璃窗，后来窗上玻璃被拆下，改糊纱。乾隆四十年（1775 年）活计档载，首领董五经交黄笺纸字横披一张，并注明“藻园如意舟”，说明如意舟位于藻园。藻园有藏船坞一座，根据《大清会典》所载，正是如意舟停放之处。此船在嘉庆年间仍被使用，船上曾贴大臣曹文埴字对。
如坐天上
一作“如座天上”。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二月十八日活计档记事录载，如坐天上船上设红木边大玻璃二块，各长二尺六寸五分，宽二尺四寸三分。此船使用寿命很长，一直到咸丰年间仍在使用，咸丰六年（1856 年）御制《福海泛舟》诗云：“似镜中行金浪叠，如天上坐翠屏开（如坐天上，御舟名也）。”
书画船（书画舫）
仅见于嘉庆《大清会典》，查乾隆年间活计档，宫廷中未见“书画船”，只有名称相仿的“书画舫”，李文君先生在《圆明园匾额楹联通解》中疑“书画船”与“书画舫”系同一匾额。但清代玉泉山静明园的宝珠湖区域也有一座船型建筑名“书画舫”，二者易混淆。乾隆五年（1740 年），造办处曾做御笔“书画舫”锦边壁子匾一面，也无法确定是圆明园还是静明园所挂，姑存疑待考。
月波舻
见于张仲葛先生《圆明园匾额》。咸丰五年（1855 年）御制《泛舟至上下天光即景》曰：“御苑秋来似画图，晚凉好泛月波舻（船名）。”可见圆明园的确有船名月波舻。此船在乾隆和嘉庆时期档案中暂未见记载，可能是道咸年间新造的。
虚舟
见张仲葛先生《圆明园匾额》，文中注释“虚舟”为“吉祥船”题额，余无记载。西苑南海瀛台有同名建筑。
飞云船
乾隆十六年（1751 年）八月二十五日活计档木作条记载，太监胡世杰传旨为长春园飞云船做匾，于九月十一日将做得匾额挂讫。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匾额被摘下，由苏州重新制作“黄杨木字漆扁”送来安挂。
飞云船系“棹船”，船内设宝座，门挂竹帘，船上贴沈源画横披、余省画横披、梁诗正字斗、庄有恭字对，并挂有匾式横披多面。其中一面横披上题写的是乾隆御笔《雨中泛舟诗》。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八月二十日活计档油木作记载，首领桂元交：御笔字圆光二张（圆明园飞云船、长春园剪江船上）。此时飞云船已被归在圆明园内，而剪江船归于长春园，疑两艘船的位置发生互换。
此船与前文中的“飞云庐”名字相近，但并非同一艘。嘉庆《大清会典》记载园中还有两艘名称相似的船，一曰“飞云楼船”，一曰“飞云罩船”，二者与此艘“飞云船”的关系尚待考证。
画舫
位于长春园狮子林，是园内十六景之一。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苏州织造舒文将奉旨做得苏州狮子林烫样送京呈览，供圆明园工程处参考。次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长春园狮子林建成，画舫的建造时间也应在同时。据活计档记载，狮子林画舫船上挂有乾隆御笔黑漆金字一块玉匾式横披。
青雀舫
建造时间不详，嘉庆十四年（1809 年）夏《青雀舫午泛》云：“流香渚畔放轻舟，百顷文澜一叶浮”，流香渚位于长春园，在海岳开襟湖西对岸，嘉庆御制诗说明此舟曾在长春园使用。嘉庆十五年（1810 年），青雀舫罩船上左边曾换下戴衢亨字横披一张。避暑山庄亦有同名御舟。
安济航
见于张仲葛先生《圆明园匾额》。有关安济航的记载很少，道光皇帝在《恭侍皇太后雨后泛舟至如园作》诗中有“同乘安济（航）永娱亲”，证明长春园确实存在过“安济航”御舟。
苹香泛
嘉庆《大清会典》记载长春园有御舟名“苹香泛” 。查活计档，万寿山清漪园亦有“苹香泛”船，二者是否系同一艘，或仅同名，均有待后续考证。
般若观
嘉庆题额，绮春园三十景之一。嘉庆十年（1805 年）夏首见御制诗：“回环洲屿连诸胜，试泛兰舟漫挂帆。锦水蹙澜翻碧藻，澄潭倒影印苍岩。亭亭净植层波出，叠叠余霞极浦衔。试寄萍踪随荡漾，观同般若逺尘凡。”。
浮汉槎
最早见于道光五年（1825 年）御制《秋晴》诗中：“山容淡碧林光净，浮汉槎（舟名）轻每问津。”咸丰七年（1857 年）御制《南湖晴泛恭依皇祖元韵》也写道：“秋阳温煦丽晴霄，又泛南园（绮春在圆明之南）汉表桡（浮汉槎，舟名）。”可知“浮汉槎”是绮春园御舟之一。张仲葛先生《圆明园匾额》亦记载绮春园有船名“浮汉槎”。
圆明三园的游船是清代皇帝、后妃交通出行的主要工具，以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造型构成了醒目的水上风景。曾在圆明园从事建筑绘画并受雇于乾隆帝的法国传教士F·阿蒂赫特（F·ATTIRET）在给他巴黎的朋友信中提及过令自己记忆深刻的画面：人们乘坐敞亮、豪华的船只通过这些溪流、河流和湖泊。我曾见过一条船，有 28英尺长、24 英尺宽，上面建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
古人造船常常采用在船上构造建筑的模式。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大型的“楼船”，南方吴国的“余皇船”是当时最有名的一艘。圆明三园的船上楼阁虽体型不及古代战船，但与山水环境的关系更加平衡、协调，形成了湖面上移动的宫殿。
御舟根据等级不同，船的大小和结构的复杂程度各有区别。较重要的御舟往往拥有和实体建筑一样的装修，以落地罩、飞罩、书格等硬木隔断分成独立船舱，舱数由一个到数个不等，将观景、休憩、饮食、娱乐等不同用途的功能区域分离，并点缀桌椅、书画、陈设、铺垫；舱内外的出入口安装隔扇、悬挂门帘，墙上嵌玻璃窗，利于采光。
舱顶有的做成平台，以楼梯相接，有的则在顶部添加各式屋顶，甚至做成勾连搭的形式，绘以彩画，提升了观赏性。这就说明御舟不止是交通工具，也是园林内部一种装点风景的元素。
圆明园三园的御舟是以皇帝为首的宫廷制作单位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成的杰作，其涵盖功能相当广泛，不仅注重泛舟时的游湖体验，同时提升了御舟内部空间的娱乐属性，可供帝后读书、品茶、赏月。部分御舟还有别出心裁的小设计，例如，瀛海飞龙船出现了小戏台，将古老的戏曲艺术搬到水上。
清代皇帝闲暇时节很爱在圆明三园泛舟，创作过许多游湖的诗歌，但专以御舟为题的诗作却不多，乾隆写有《题平安月镜居》：“裁就平安竹，装成月镜居。卧游常泛泛，兴寄自如如。湘浦画非幻，黄冈记亦虚。一般君子号，在水友芙蕖。”由船身的建造工艺展开联想，将自己的思绪带到了王禹偁的黄冈竹楼中。另一首 《题载月舫》：
渐看如轮规影圆，兰桡偶泛镜中天。
满湖锦绣翻风芰，夹岸笙歌噪露蝉。
熠燿随舟燃浦烛，鵁鶄集渡破溪烟。
飞觞醉月非吾事，几暇时吟七字篇。
年年载月弄扁舟，一例蟾光漾玉鈎。
但觉圆明空外合，谁知今昔暗中流。
乍听蛩语催残日，嬾看芦花引去秋。
既倦无须兴感慨，拈花早已悟浮沤。
诗中描绘的是作者在月夜泛舟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天上的圆月撒下清辉，沿途的荷花、水鸟、薄雾如画面般徐徐展开，耳边响起虫鸣蝉叫，撩人清兴，诗的结尾又透露出诗人对禅理的感悟。御舟的题名都有一定的典故，充满了吉祥寓意和神话色彩。棹船是御舟中最重要的类型，圆明三园的御舟都以“棹船”为主，常见的是“六棹”。这些船有专门的停放地点，档案中提及过五处：圆明园的藏舟坞、西船坞、南船坞；长春园船坞；绮春园船坞。实则还有一些小型船坞建筑未被记录在内。船只闲置时在船坞内妥善贮存，可以有效延长使用寿命。
三园全盛时期的数百艘船中，帝后御舟所占的比例其实并不高，更多的舟船供随行人员及太监、兵丁巡逻所用。《大清会典》记载过一些特殊的船只类型，如“轻船”、“看园船”、“更船”、“膳船”、“小棚子船”、“闸河船”、“牛舌头船”、“雁尾船”、“红油酒船”、“竹式船”等，单从字面意思上不难看出，这类船或以功能命名，或以材质形状命名，是管理人员在看守、打更和送膳等场合使用的工作船。
北方冬季气候严寒，每值岁末年初，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湖面会结上厚厚的一层冰，这时船只就无法使用了，皇帝会改用“拖床”在结冰的湖上穿行。拖床，即“冰床”，顾名思义是在冰面上拖行的交通工具。张仲葛先生《圆明园匾额》记载园中有拖床名“玉壶天”，从清代遗留图像看，这种交通工具的外形和船只很像，但前后距较窄，上有类似船舱的小屋，皇帝在里面可以保暖御寒，文献中偶见“托床”者，也应指此。
以平地、土山和水域为主的地形条件决定了清帝在圆明三园内的出行方式是肩舆、骑马和坐船。船的复杂功能与水上游览路线的变化特征让乘船的趣味性更加突出，御舟名副其实成为圆明三园最有特色的交通工具。
通过泛舟，清朝皇帝在政治空间和生活空间中移动往返，在各景点之间穿梭来回，保持了工作和娱乐的平衡，水路上富有变化的景观元素也大大缓解了行路过程的单调乏味。圆明三园的御舟功能全面，既维系水路交通，又能对应不同的活动场景，兼具有观赏和娱乐功能，为统治阶级提供了观景、游宴、听戏的平台，拓展了皇家娱乐的空间。
在清代御苑中，圆明园三园的水系最为复杂，水景观的类型也最丰富，在这个背景下，船只的数量、质量都是数一数二的。乾隆、嘉庆时期，另一处重要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的船只也发展到极盛阶段，但档案记载仅 29 艘（包含御用船及杂用船），连圆明三园的六分之一都不到。可见，单论水上交通工具的规模和发展程度，圆明三园是更有代表性的，集中反映了清代宫廷水上交通工具的情况。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帝后的园居生活。同时对今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水上娱乐项目及舟船设施的复原工作提供一定的文献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