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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作者： | 颐和园微览 | 秦雷 |
| 发布平台： | 微信公众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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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现在的外务部公所
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建筑，位于颐和园东宫门外广场南侧，占地面积达8300平方米。从外部看，该组建筑群青砖灰瓦、广亮式大门，与毗邻的富丽堂皇的颐和园东宫门相比，如拱如卫，如仆如从，主次分明；进入其内，只见屋宇精整、红柱绿牖，为一东一西古建筑院落。从名称上也可大体知道，这是晚清时期在颐和园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今为颐和园管理处办公所在地（图1）。
在2005年前，这处院落一直是颐和园小学所在地，而且由于历史资料短缺零散，这处建筑具体建于何时？有何来龙去脉？发挥过什么历史作用？几乎从来无人进行过专门细致的探究。笔者结合相关清代皇家建筑舆图和修缮档案、外务部档案，并结合晚清大臣日记、外国人来华记述中有关的史料，试图描画出一个细致准确和详实生动的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建筑在清末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轨迹，以及时势所赋予这所建筑群鲜为人知的独特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
图2：《颐和园清外务部公所修缮设计》封面
对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建筑历史的研究，目前只有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与颐和园管理处设计室在2005年11月所作的《颐和园清外务部公所修缮设计》（图2）中做过一个简略的历史沿革考察。该文认为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建筑始建于1886年后，公所东部院落为“内务府各项下处值房”的一部分，再经过1902年后的一次扩建增建而成，扩建包括大堂和游廊和西院。笔者经过对相关史料的搜集研究和现状勘察，认为该建筑群从初建到完成，可以明确共经过了从1891年至1908年18个年头四个阶段。
一． “东宫门外各项下处值房”时期
整个清漪园时期，东宫门外现在外务部公所所在的区域在尚是一片空地，只有在现在的公所东北侧马路位置上，建有一座三间的“堆拨”房，即护卫哨所（图3）。那时的清漪园只是供乾隆等皇帝“晨来午返”的游览之地，没有设置官员办公机构的必要。当时，众多随行皇帝的官员办公机构主要集中在圆明园附近。光绪十二年（1886）开始，清漪园重建工程秘密开始，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改清漪园名为颐和园，“以备慈舆临幸”。由于作为慈禧太后的颐养之地，颐和园与清漪园相比，使用功能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体现在园内一些建筑的改建上，也更加鲜明地反映在东宫门外一大批宫廷机构建筑的增建上（图4）。
图3：清漪园地盘图局部“国图344-0666”
图4：昆明湖添修围墙灰线图局部（光绪十七年，1891）“国图342-0507”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在2005年11月《颐和园清外务部公所修缮设计》中所作判断的主要根据是一份未标时间的清代《颐和园初期东宫门外建筑地盘图》，从该图中可以看到，东宫门外南北两侧准备兴建和已经兴建的建筑有：大他坦房间、南花园房间、步军统领衙门值房、昇平署房间（北侧）、銮仪卫库房值房、外边各项下处值房等。这是一批为宫廷服务的内廷和政府机构办公场所（图5）。其中，与外务部公所建筑区位大致相当的就是“外边各项下处值房”（图6）。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据此图所作“从各项下处值房到外务部公所的变迁”图中，将图中各项下处值房的西院与现在外务部公所的东院叠合起来，即认为，“各项下处值房”之西院即是“外务部公所”之东院（图7）。
图5：颐和园初期东宫门外建筑地盘图“国图339-0271”
图6：颐和园初期东宫门外建筑地盘图局部“国图339-0271”
图7：天津大学所作从各项下处值房到外务部公所的变迁图
在笔者发现的另一张无朝年的《颐和园建筑平样图》局部图中，“各项下处值房”位置建筑的格局、数量与前面的《地盘图》完全相同，只是将地盘图变成了更加形象直观的建筑平样图。两幅清代舆图中，“各项下处值房”均为东西两组格局雷同的建筑，都是各五开间的南北正房各带三间东西厢房围合而成的院落，各有院墙；在两院的北部，是一联排二十九间（包括三间大门）的群房。但是，现存外务部公所中的东院南房则是三开间，并东西各有两间顺山房；北房虽然是五间，但两侧又各有一间耳房。这明显与舆图中明确标画的五间不一致。很明显，清代舆图中的“各项下处值房”之西院与现在的颐和园外务部公所之东院建筑格局并不吻合（图8）。
图8：颐和园建筑平样图局部
按照清代内务府工程制图管理的惯例，这张更为具象的《颐和园建筑平样图》应该是在《地盘图》之后绘制的。两张图互相印证，说明此“各项下处值房”建筑布局和房间数量的设计方案是固定并前后连贯，其准确性和可信度无可置疑。这不仅可以从两幅清代绘图的延续性上可以印证，也能从文字档案上确认。在光绪十五年（1889）《颐和园钱粮杂记》中这样记载：“外边各项值房南房两座，每座五间；北房五座，每座五间；东西厢房四座，每座三间；北群房二十九间……”所载房屋数量与绘图完全吻合（图9、10）。这份《钱粮杂记》应该是颐和园建筑的预算清单，因为光绪十五年工程各项下处值房的工程建设实际上还未开始。
图9：《颐和园钱粮杂记》封面
图10：《颐和园钱粮杂记》内页
笔者对外务部公所东邻的原军机处公所（现某军队家属院）建筑群进行了仔细踏勘，发现该建筑群虽然现状极其杂乱，古建筑残破拆改极为严重，但古建筑的格局依然完整并清晰可辨：正是两幅清代舆图中所显示的两组南北五开间正房各有三间东西厢房组合的建筑（图11、12）。
图11：军机处公所建筑现状
图12：军机处公所建筑现状
在两幅清代舆图和《颐和园钱粮杂记》册上，所画所载“各项下处值房”北群房的数量为二十九间。笔者对现有该群房进行勘察，发现从东到西，全部群房的数量（包括大门）总共为三十六间。比清代的记载多出了七间，怎么回事儿？进而观察，今外务部公所以广亮大门居中的群房正好是七间。因此这七间群房与当年的“各项下处值房”并无关系，应该是在当年“各项下处值房”的二十九间群房之外后建造的（图13）。
图13：现在的外务部公所北群房
而不属于现在外务部公所范围的群房数量为二十七间，当年清代舆图上的另外两间群房哪里去了呢？笔者发现，现在的外务部公所七间群房东侧的两间群房与这七间群房之间并不相连，有各自独立的山墙，只是后檐墙以一段半米多宽的青砖短墙相连，不仔细分辨很容易视为一体（图14）。再看房基，两间群房的房基不与外务部公所七间群房相连，倒是与东边的二十七间群房的房基连成一体的，山墙也是共用的。无疑，这两间群房与东边另二十七间合起来就是清代舆图中清楚标画的那二十九间群房。
图14：两间群房后山墙
“各项下处值房北群房”始建于什么时间呢？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五日（1891年3月24日）《颐和园工程清单》中有明确记载：“东宫门外各项值房北群房成做大木”（图15）。二月二十日（3月29日）“东宫门外各项值房北群房地脚刨槽成做大木”。因此，在1891年上半年中，各项下处值房北群房就已经开始施工了。
图15：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五日《颐和园工程清单》
问题至此豁然开朗，外务部公所建筑与“各项下处值房”显然不是同一所建筑。几乎整个现在的外务部公所建筑群，都是在“各项下处值房”之外另建造的；建筑群中建造时间最早、最不起眼，唯一属于当年各项下处值房建筑范围的，就是现在外务部公所北群房最东侧的两间值房。它们是“各项下处值房”中二十九间北群房里最西侧的两间，始建于1891年3月（图16）。
图16：两间值房正面现状
而且，从两幅清代舆图上都可以看出，这两间群房与东边比邻的另外二十七间群房以及两个院落，在设计上隔有一道院墙，是相对隔离在各项下处值房东西两个院落之外的，说明这两间群房在当时的使用功能上有特意的考虑，可能是供仆人或值班看守人员看院巡更使用的（图17）。
图17：外务部公所建筑历史沿革图之一：各项下处值房时期的建筑示意图
二． “东宫门外各项值房西墙外添修房屋”时期
各项下处值房北群房建筑工程开工的八个月后，在光绪十七年的十月十五日（1891年11月17日），《颐和园工程清单》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东宫门外各项值房西二座大门油饰披麻挂灰；西墙外添修房二十间内南北房地脚刨槽。”（图18）即在各项值房西墙外再添修房屋二十间，其中的南房和北房已经开始动土施工。
图18：光绪十七年的十月十五日《颐和园工程清单》
现在的外务部公所东院建筑为五排三进，最北边为七间群房，正中为北向的广亮式大门，群房东侧还有两间耳房与群房连成一体；群房往南为北房五间，中间为过道；再往南为东西两侧各三间厢房，往南又三间正房，东西两侧各带两间顺山房，对称严整。从北边群房中间的大门开始，中轴线上以十四间宽阔笔直的走廊将南北各座建筑贯通连接起来，直通到最南部矗立着的一座砖木结构、体量巨大的大厅。《工程清单》中的这二十间房屋，正是现在外务部公所东院除了北门群房、游廊和大厅之外全部房屋的准确数量。这是一组不在《颐和园初期东宫门外建筑地盘图上》和《颐和园建筑平样图》原初设计图纸上的增建项目。
随着工程的开展，添建建筑的内容日益清晰。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1891年12月17日）的《工程清单》上记载：“东宫门外添建各项值房北群房内安钉顶格，随糊饰……西院西墙外添建南房并两顺山房、北房中间大门并两顺山房，码砌磉墩，砌埋头石，包砌台帮。”（图19）结合现状和工程清单，可以清楚知道各项值房西院院墙外添建的二十间建筑的格局是：南房三间并两座两间的顺山房，北房五间，中间开大门，两侧各顺山房一间。建筑样式的描述与现存古建筑实物完全吻合。除了还未提及的东西各三间厢房，这十四间房屋都已经开始地基建筑了。
图19：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工程清单》
到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五（1891年12月5日）的《工程清单》上，还有“东宫门外各项值房……西院西墙外添建南北房安砌阶条石”。但是，看来后来工程的进度并不迅速，直到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十日（1893年6月23日）的《工程清单》上，才出现了“东宫门外添盖各项值房苫背㧚瓦成砌墙身”的记载；十九年五月十五日（1893年6月28日）的《工程清单》上出现了“东宫门外添盖各项值房苫背㧚瓦成砌墙身，屋内搭炕”的记录；到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1893年9月10日）的《工程清单》上，则有了“各项值房院内房间油饰彩画”的记录；而到了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才看到了“东宫门外内务府值房安钉内檐装修已齐”的记载（图20），说明这处各项值房西墙外添建建筑连同东侧的东西两个主院是在1894年11月全部完工的。并且，随着工程的完工，朝廷也确定了它的使用功能——为宫廷服务的主要机构内务府的值班用房。这很合理，但只是暂时的。
图20：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工程清单》
所以，现在的外务部公所东院除了大厅和大门群房之外的二十间主要建筑，是在1891年11月之后开工兴建，在1894年11月完工的。由于档案中清楚地说明说五间北房中间开的是大门，即是进入该添建院落的入门，因此可以明确现在的连同广亮大门在内的七间北群房，在这个时期还不存在（图21、22-1、22-2）。
图21：外务部公所建筑历史沿革图之二：各项值房西墙外添建时期的建筑示意图
图22-1、22-2：建筑现状
三．“外务部公所”时期
1902年，经过八国联军之役的慈禧太后回銮北京。根据1901年和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朝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明确了外交在清朝政府机构中的优先地位。有了外务部，外务部公所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一份无朝年的名为《谨将颐和园粘修殿宇等项工程需用钱粮数目缮单呈览》的清宫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外务部、军机处、内阁公所添做桌案板凳铺板灰槽等项需银一千二百八十八两六钱”（图23）。通观这份档案，工程量和花费巨大，但主要内容为全园各处建筑的装修和家具添配等经费估算。笔者推测，这应该是1902年外国占领军交还颐和园后，清廷对遭严重破坏和劫掠的颐和园进行大规模修缮装饰和家具用具补配的一项工程。同时根据档案上下文联系也说明外务部公所东邻的建筑是“军机处公所”和“内阁公所”。鉴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1902年9月13日就开始驻跸颐和园，必然是在整修添配工程基本完工后。因此，这份档案和清廷确定此处建筑作为“外务部公所”使用的时间推测应该在1902年初左右。
图23：《谨将颐和园粘修殿宇等项工程需用钱粮数目缮单呈览》档
慈禧恢复驻跸颐和园后，为了改善邦交，在颐和园里频繁开展“游园外交”，接见外国驻华公使、家眷及来华要人。叶赫那拉·那桐（1856—1925）（图24），满洲镶黄旗人，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其所作《那桐日记》（图25）对了解清末政治、外交具有重要史料价值。1902年时那桐任外务部侍郎（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他在1902年八月廿二日（1902年9月23日）的日记中记道：“德国水师提督盖斯乐同武官十六人觐见皇太后、皇上，在仁寿殿觐见……，礼成后在外务部公所早馔”，即这一天来访的德国海军司令盖斯乐一行16人在仁寿殿觐见后，在外务部公所用了早餐。这说明，慈禧、光绪驻跸颐和园仅十天后，就开始在园接见外宾，颐和园外务部公所也已经投入使用了。
图24：那桐
图25：《那桐日记》
由于外事接待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外务部公所原有的一组院落已经不敷使用，第三次建筑增建工程提上日程。一年多后的1903年十月初八（11月26日），那桐在日记中写到道：“申初赴园，住外务部公所新修南房五间，颇洁净”。这表明，大约从1902年下半年到1903年间年底，公所建筑又完成了一次房屋的添修。清末的颐和园工程管理已经不像以前细致，笔者在工程档案中未能查找到相关记录。根据那桐的这则记载，结合公所现在的建筑规模，笔者推测，现在的公所西跨院十九间房屋，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修建的（图26）。整体上看，西跨院比1891年兴建的东院建筑体量略为矮小，但地基却稍高于东院，可以看出明显不是与东院同时建造；西跨院只有一进，南部是一座三开间倒座正房，前边两侧对称的各三座联排七间厢房围合成一个宽敞院落，西侧厢房后还有一座五开间西房。西院的建筑等级要低于东院，西五间群房与前面房屋间距显得逼仄，也破坏了院落的中轴线均衡（图27）。这表明，这是一次有些无奈和仓促的扩建，为了建造更多的房屋，已经不能顾及布局的对称了。因为再往西数米，就已经到了和銮仪卫值房之间的南平桥和金水河，已经没有更多的建筑用地了。
图26：公所西院现状
图27：公所西院现状
另外，从著名的美国摄影家西德尼·D·甘博(1890-1968)在1917—1919年所拍摄的一张东宫门外乞丐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公所西跨院西墙北部的位置曾建有一个等级较低的随墙门，与銮仪卫值房大门（现在的颐和园消防中队所在地）相对（图28、29）。这表明，当年的外务部公所东西院可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图30）。
图28：1917——1919年甘博老照片
图29：2005年照片中的西墙随墙门
图30：外务部公所建筑历史沿革图之三：“外务部公所”时期的建筑示意图
四．“外务部新公所”时期
历史演进到1907年，此时距慈禧、光绪去世还有一年，距清朝灭亡只有四年，外务部公所建筑群迎来了最后和最大规模的一次增建工程，就是东院中轴线最南端大堂等建筑的修建（图31）。
图31：公所大堂现状
该大堂为一层的中式单体大屋顶建筑，建在高大的砖石台基上。台基东西长31.62米，南北长25.31米，加上石质台阶踏步，建筑面积达近900平方米，在体量上比颐和园内皇帝上朝听政的仁寿殿还要多出100多平米，比慈禧祝寿庆典的排云殿多出80多平米，是颐和园面积最大的单层独体建筑。大堂南北出厦，南面出厦九间，北面出厦七间，皆进深一间。整个大堂建筑平面有如一个扁平的“凸”字形（图32）。由于建筑的面宽和进深都很大，内部又尽量减少对承重金柱的使用，必然对建筑结构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大堂主体屋顶内部采用了具有现代特点的三角式屋架结构（图33）。
图32：大堂平面图
图33：大堂内部的三角屋架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在《颐和园清外务部公所修缮设计》中认为：“颐和园清外务部公所，则是尝试着用西方的三角屋架表现中国传统的屋顶形式，同时立面上也大量的运用扁拱窗……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建筑师对新的建筑结构与形式的探索。”该文所论公所大厅建筑是中国建筑近代化探索的观点非常公允。但是，如果说这反映了中国建筑师对新的建筑结构和形式的探索，就是想当然了！一份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让笔者惊讶和确凿地知道：公所大堂的建筑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国人！
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件外务部收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年3月27日）《詹美生致司员恩厚函》，记载：“……本日上午，本工程师始由颐和园回京。外务部公所工程现正加工赶做，每日所用工人约三百名，下礼拜一日须用款项五千两整。为此函请向堂饬拨为要……”（图34、35、36）
图34：《詹美生致司员恩厚函》卷宗封面
图35：《詹美生致司员恩厚英文函原件》
图36：《詹美生致司员恩厚函中文译文原件》
这份档案是一位名叫詹美生的工程师写给清朝外务部官员催促抓紧拨付工程款的函件，说的是“外务部公所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每天所雇佣的工人达三百人，一天的工程费用为白银五千两整。詹美生是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工程花费如此之巨？
詹美生，是北京近代建筑史上颇有名气的建筑师CharlesDavis Jameson的中文名字，是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也被根据英文名字翻译名为“坚利逊”。詹美生二十世纪初来华，在北京开设了“詹美生洋行”。1907年，清政府为接待准备来华访问的德国皇太子，特命外务部将已废弃的宝源局旧址（即现在的外交部街33号院）改建为迎宾馆，特聘詹美生承包西洋式迎宾馆的修建。虽然德国皇太子来华访问后来取消了，但外务部迎宾馆于1910年建成后，成为当时清末的北京最豪华、质量最好、也是最地道的西式风格楼房（图37）。1911年11月13日，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将内阁设在迎宾馆内，在这里谋划南北议和及逼清帝退位。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又在迎宾馆主楼礼堂内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是民国北洋政府的第一个总统府（图38），民国初年的外交部和新中国的外交部也曾设立于此，因此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北京近代历史建筑遗产（图39）。现在，原迎宾馆 “洋风”十足的东大门仍存，并于2013年被东城区列为普查登记文物（图40）。
图37：詹美生设计的清外务部迎宾馆旧照
图38：袁世凯在外务部迎宾馆就职临时大总统
图39：现在的外务部迎宾馆东大门
图40：外务部迎宾馆东门说明牌示
无论是外务部迎宾馆还是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大堂，两处建筑的建造时间相同，又都是外务部的大工程，同样为外聘的著名美国建筑师詹美生设计建造。我们有理由相信：公所大堂或许同样是清政府为迎接德国皇太子访问所建造的系列接待工程之一。但是，与在宝源局旧址兴建一座西洋味儿十足的迎宾馆略有不同，詹美生不愧是一位富有创新热情的建筑师，他没有简单地在颐和园宫门外再建造一座典型的西洋建筑，而是谋求探索一种西方建筑内部空间功能与中国建筑传统外观相糅合的新形式，将中式建筑的大屋顶外观与西式的现代三角屋架结构结合起来，从而在保留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基础上实现了西式建筑内部空间宽敞的使用功能。外务部公所新大堂和谐的融入了颐和园的中国传统建筑环境中。
与外务部公所大堂修建同时，在大堂北面的中轴线上，修建了一条连接大堂到北边大门的宽大走廊，并一直向北延伸，在军机处和内阁公所二十九间北群房之西修建了一排几乎相连的七间群房，中间开广亮大门。从广亮大门地平高度和与中轴线走廊的笔直的对应性程度来看，大堂、十四间走廊与广亮大门应该是一体设计建造的。
那么，再返回来说，为什么前面笔者认为外务部公所西跨院建筑是早于此次大堂等建筑修建的时间呢？除了那桐日记不太明确的相关记载之外，从现存建筑格局也可以看出，公所大堂之所以设计成扁“凸”字形，即北侧的抱厦不是像南侧一样为九间而是收缩为七间，原因并不是简单的出于建筑美观的考虑，而是因为实际上西院的建筑存在已经不允许在大堂北面修建九间的出厦，那样的大堂西北角和西院的三间南房和七间东厢房就完完全全挤在一起了。詹美生是充分考虑了当时既定的建筑存在和格局后巧妙地设计出扁“凸”字形的大堂建筑平面造型，在不利的立地条件下尽可能做到建筑的造型美观和门窗开设的实际功能满足（图41、42）。
图41：大堂与西院建筑的夹角
图42：2005年的公所大堂
一天三百名工人的施工规模和每天5000两白银的巨额投入，使得工程进度很快。詹美生致函外务部不到两个月后，大堂等建筑就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了。1908年四月十五日（5月14日），那桐在日记中记载：“早赴颐和园，带领各国使臣等七人、九人觐见游宴。余住宿外务部新公所，洋房甚轩敞”。那桐，这位慈禧太后的本家和亲信，此时已经官拜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在这天带领两拨外国使臣觐见后，晚上住宿在了他称之为新添了宽敞“洋房”的“外务部新公所”。“洋房”的称呼也能说明，当年的大堂在装饰风格上肯定不是纯粹中式传统风格，而必然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西式内外装修的（图43）。
图43：大堂北面现状
添建了大堂、走廊和群房大门的外务部公所确实已经是规模和风格上焕然一新了，因此被那桐称为“外务部新公所”，这绝不只是这位外务部长官个人这么随意称呼，在其后的一些清朝官方档案文献中，“外务部新公所”这个名称还会反复出现（图44）。
图44：外务部公所建筑历史沿革图之四：“外务部新公所”时期的建筑示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詹美生设计建造的这座外务部公所大堂，在北京近代建筑发展史上具重要的标志意义和地位。简略地说，清末时期，由于时代巨变，崇洋之风盛行，中国传统建筑开始没落，一批以外国建筑师为主的建筑师群体在北京的大型地标建筑舞台上成为主角，从大约1900年到1920年代的二十年间，在北京移植西方建筑样式兴建了一大批标志性“洋式”建筑，如畅观楼（1898）、六国饭店（1902）、农事试验场大门（1906）、陆军部衙署（1906）、外务部迎宾馆（1910）、大理院和军咨府（1911）、邮政总局（1917）、北大红楼（1918）（图45）等；从1920到1930年代，仍然是以外国建筑师为主体，开始摈弃简单的欧式建筑移植方式，探索将西方建筑结构和技术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形式相结合，创作出一批以中式大屋顶为主要特征的建筑新样式，被称为“北京近代三大建筑”的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1921）、北京协和医院（1925）、北京辅仁大学（1930）为其优秀代表（图46）。因此可以说，在1908年就设计建成了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大堂这样一座将典型的中式大屋顶形式和西式建筑结构装饰相结合的宏伟建筑的詹美生，是一位探索中西建筑艺术融合创新的先行者；而公所大堂建筑，则是见证近代中西建筑艺术交流融合和中国建筑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早期探索的珍贵实物。但长期以来，外务部公所大堂在近代建筑史上的价值被建筑史学者疏忽和遗漏了，至今失载于任何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北京近代建筑史的专业著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未能从史料上掌握和了解该建筑的设计者及其历史信息，从而仅将其看作了没落时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一抹最后余晖，而未察它其实放射着中国近代建筑转型创新的一缕曙光！
图45：清末陆军部衙署
图46：燕京大学建筑
综上所述，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建筑群始建于1891年3月，完成于1908年5月，建造历史跨度达18年，历经四个阶段完成，是清代颐和园工程中最后完工的一座建筑群。它不仅是颐和园外皇家衙署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对皇家园林附属建筑随政治形势不断变化的功能需求；该建筑群特别是主体建筑“新公所”大堂，是由富有创造力的外国建筑师进行设计建造，反映了外国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结构的学习借鉴，以及将中国传统建筑外观与西方建筑结构进行融合的可贵探索，并在建造时间上遥遥领先于北京协和医院、燕京大学等以中西合璧风格著名的北京近代经典建筑，是近代北京中西建筑艺术和技术交流融合罕见的珍贵实物遗存，理应在北京皇家园林史和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位！（图47）
图47：外务部公所大门
参考资料：
1. 《颐和园清外务部公所修缮设计》：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颐和园管理处设计室编，2005年11月
2.《颐和园志》：颐和园管理处编，2006年3月，中国林业出版社
3.《清宫颐和园档案·营造制作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2015年6月，中华书局
4.《那桐日记》：北京市档案馆编，2006年3月，新华出版社
5.《颐和园大事记》：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编，2014年9月，五洲传播出版社
6.《北京近代建筑史》：张复合著，200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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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外务部公所建筑历史沿革图”由颐和园设计室绘制
*另有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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